作者：抱石

樱如虚无僧，琉璃瓦下，瓣瓣飘落，姑娘的布鞋底。樱花与诗，是武大春天刷屏的方式。

云是天空的城堡，借一道栈桥，跳入湖里，冲澡。云与湖水，是武大夏天避暑的方式。

珞珈山的红，一寸寸，爬过心里，那些不能说出口的秘密。红叶与山，是武大秋天思考的方式。

四时盛景，周而复始，年年岁岁，引得整座城市，整个国家为美倾心的游人，来此抖落十斛风尘，于湖光山色、春花秋月、老楼别院里求得灵魂解放之乐。

乐悠悠时，不禁好奇这人文校园和山水胜景的绝妙配方，是谁人发明的呢？

地质学家李四光的眼光

第一个进入视线的，是批驳“中国贫油论”为祖国寻找石油的李四光爷爷。

话说1927年，国民政府迁都北上，将武昌、汉口、汉阳三镇合为一体，成立“武汉特别市”，并定为首都。为了与新首都地位相适应，武汉国民政府便酝酿成立一所新大学。“国民校长”蔡元培来函，给这所大学定了姓名——国立武汉大学。经蔡元培推荐，李四光被任命为武大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（简称建委会）委员长。

武汉大学校内的李四光雕像

大学要建在哪里呢？最初，大家还是想啃洋务时期张之洞留下来的老本，将学校安在城内的两湖书院里，但李四光提出了不同看法。

《漫话武大》是这样写的：校址选在哪这个问题难不倒李四光，作为一个地质学家，他平时外出考察，所到之处大都是人烟罕至的地方。不通车，他便和叶雅各各自骑着毛驴带着干粮出城。来到珞珈山下，看到这一带的东湖美景，李四光激动地跳下毛驴，握住叶雅各的手，一遍又一遍地说，没有比这更适合的校址了。

但是，事实并非如此。查阅档案，会发现最初李四光提出要去武昌城外建新校舍的地址，并不是在东湖珞珈山，而是洪山附近。

在武昌东郊这一带延绵的丘陵山脉中，洪山是离城最近的一座。洪山上有座庙，叫宝通禅寺，寺始建于南朝，曾是武昌地区唯一的皇家寺庙。庙里有座塔，名宝通塔，始建于元代，塔高44.1米。在以塔为城市和村庄天际线的古代，宝通塔是整个武汉地区最高的建筑，也是武昌郊外最醒目的地标。辛亥革命时，宝通寺成为起义民军的指挥部，黄兴、黎元洪曾登上宝通塔瞭望江北敌情。（划线，后文会考）

洪山一带紧邻武昌宾阳门（大东门），有唯一出城向东的公路（即武珞路），便于运送施工物料和大型设备。再加上西临宝通寺古殿浮屠，东有小洪山南宋无影塔，风景优美，历史文化氛围浓厚，确实是个不错的建校选择。但是，奈何水田多、坟多，于是武大建委会只好把校址再往东挪了挪，选在了卓刀泉东湖嘴一带。

地广人稀好干事，地方挑好了，该请建筑设计师过来看地方开工了。

名不见经传的建筑设计师开尔斯

1929年初，李四光到上海为武大新校舍寻找总建筑师，他找来了开尔斯，开尔斯是谁呢？

在清末民初活跃于中国的一大群美国建筑师群体里，我们很难找到开尔斯的身影。此前他在国内并没有大型的设计作品。为何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建筑师会进入李四光的视野呢，这还是个谜。

这年2月，武大方面专门包了一架飞机从上海直飞武汉，将开尔斯接来。抵达武汉次日，开尔斯等人便前往珞珈山周围实地勘察。用睿智的双眼航拍东湖一带后，开尔斯大手一挥，提出把学校建在珞珈山以北的东湖南岸丘陵半岛，而不是原定的珞珈山南东湖嘴卓刀泉，将各院系教学楼分别建筑在各小山上，让整个大学位于湖畔的丘陵半岛，临水而居俯瞰湖光山色。

于是，武汉大学的最终校址就这样被定下来了。

开尔斯读过三所高中，两所大学，这五座学校都位于湖畔。童年时期，他成长于密歇根湖岸的芝加哥，青少年时代，他在门多塔湖岸威斯康星大学学习。开尔斯曾在威斯康星州大学、麻省理工学院接受过专业的建筑学教育，也在大规模兴建中式复古风格大学校园的美国教会供职过，曾参与中山陵方案竞征，并荣获第三名。和他的美国建筑师同行墨菲一样，开尔斯也喜欢在覆盖琉璃瓦的中式大屋顶之下，搭建用欧式立柱支撑的洋楼，再以神兽、菱花、窗格等传统要素进行修饰。

但是，自1929年初到珞珈山新校址实地察看后，直到武大新校舍一期工程竣工，开尔斯都没有再来过武汉，更没有实地到过建设工地。因为自打确定了新校址返回上海之后，48岁的他便一病不起。

直到两年后，1932年春，开尔斯抱病从上海来到武昌，想一睹自己在华最大的设计作品，结果看到“樱花城堡”屋脊上的神兽们被做成了吐舌头的小狗，瞬间满脸黑线，对施工方汉协盛营造厂颇为不满。

那么，汉协盛是故意偷工减料吗？

破产的沈老板

1929年底，根据开尔斯完成的建筑设计方案，武大在上海和武汉两地开始了第一次招标。这一颇受国家重视的教育文化建设工程，在营造业界激起了热烈的反响，各大营造厂纷纷参与投标。

一看投标结果，武大建委会傻眼了，所有投标公司的报价方案，都超过了原定预算。于是建委会只能先选出报价最低的五家，然后再和他们一一沟通讨价还价，最终与报价最低的汉协盛营造厂达成合作，让其负责文学院、理学院、工学院、男生宿舍、饭厅和礼堂等建筑工程。

没名气的建筑师，加上报价最低的施工方，会不会影响建筑质量？非也，汉协盛在武汉近代建筑营造业史上可谓赫赫有名。民国时期武汉的许多经典历史建筑都出自汉协盛之手，比如汇丰银行、汉口总商会、万国跑马场、汉口协和医院等。

宁波帮的汉协盛是武汉当时规模最大的营造厂。老板沈祝三，乃宁波东乡沈村木工出身，他先是跟着舅舅在上海打零工，后来被介绍进入营造厂，白天学习看图纸协助施工，晚上向守门的印度人学习英语。由于他懂业务，做事干练，认真负责，又能用英语和洋人沟通，在汉口监工建造平和打包厂（没错，就是青岛路那个网红打卡点）时，颇得英国人赏识。之后，沈祝三便在汉口成立了汉协盛营造厂，自己当老板。

对于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这项工程，沈祝三极为看重。如能承建这样举世瞩目的文化工程，必将获得更好的社会声誉。因此，尽管武大建委会压价极低，不甚看重经济盈利的沈祝三还是接了下来。

通过对社会公益工程的慷慨解囊、不计收益来扩大影响，收获口碑，是沈祝三在汉口搞建筑的常规做法。他独资，投建了汉口麟趾路的武汉女子中学校舍；宁波同乡会在汉口的四明公所工程，汉协盛予以捐建，连工程的日常开支也由沈祝三承担……

依照其一贯的做法，沈祝三还承诺免费为校方捐建珞珈山山顶的自来水塔一座。由于是最先开工的一期工程，房子又建在山上，除校舍建筑外，汉协盛还要附带进行新校址内的开山、平基、修路、建桥等基础性工作，事实上相当于总揽了新校舍建设之初的全部事务。

不巧的是，工程进展到第二年，即1931年时，武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特大洪涝灾害。当年7月底，武昌、汉口沿江堤防相继溃口，市区全部被淹没。青山武丰堤和武丰闸溃决，长江水倒灌进入东湖，使得湖水猛涨，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址内地势相对较低的地方也悉数被淹。

这场洪灾不仅严重干扰了珞珈山新校舍的建设，也给汉协盛带来了致命的打击。长江大水灾后，物价飞涨，运输成本和人力成本大幅增加。道路桥梁被冲毁、发电厂和水厂被淹没，进一步提高了建设成本。到1932年春，汉协盛完成各项工程时，已是负债累累。

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曾说：“沈祝三目盲已有十多年了，他每天自早至晚，都坐在他那小办公室的桌边接应电话，指挥珞珈山的工人从事工作。我们真抱歉得很，在他投标之后，物价大涨，而他所用的材料中，外货又甚多，因此据他交工时估计，亏本有二十四万元之多。可惜本校的经费也在十分困难中，无法补偿他。可是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感谢他，当时肯以比较低廉的标价，担任这个巨大且困难的工事。”

面对在武汉大学工程上出现的巨额亏损，沈祝三执意不愿申请破产，而是通过抵押房产和名下其他产业来获得贷款，坚持将武大的工程按原计划保证质量地完工。最终，其积欠的贷款利滚利达100万元之多，而当时武汉大学三期工程的所有建筑费预算也才100万。

补充一点，在1930年代初期，民国的1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30元。

遭此打击，汉协盛一蹶不振，再也不复当年雄风，直至武汉沦陷，他才还清欠款，其人也于1941年在汉口逝世。

黎元洪的遗产

汉协盛悲凉的结局，其根源在于武大新校舍营建的经费问题。原本武大建委会的预算是100万的建造费，50万的实验器材费和图书费，结果一期工程完工时就花去了170万，当时新校舍工程量才完工了不足一半。

筹款、催款贯穿了武大校园建设的始终，武大建设经费来源主要包括国库省库拨款、庚子退款、校外合作协定款项、私人捐款四大类。其中私人捐款的只有一位，那就是黎元洪。

1933年，国立武汉大学二期工程开工后，因为经费问题，校园建设推进十分缓慢。校方为了经费，经常去南京政府、湖北省政府、湖南省政府筹钱拉赞助，找铁路局合作，然而各方往往都是口惠实不至，虚与委蛇之间，令人焦头烂额。有时，奔波一月，筹集的资金还不到1万元。

就在这时，校方收到了一封来自天津的信件。已故的前大总统黎元洪之子黎绍基、黎绍业兄弟来信说，父亲去世时留了一笔遗产用于武汉的大学建设和人才培养，他们希望捐赠10万元给武汉大学。

宋卿体育馆旧照

这笔从天而降的捐款，让武汉大学喜出望外。为了表示感激，校方将体育馆命名为宋卿体育馆，这座体育馆成为民国时期武汉大学校内唯一一座以人名命名的建筑。

黎元洪，字宋卿。张勋复辟后，黎元洪下野寓居天津，大举进军工商业，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大量投资，其投资领域涉及银行、矿产、纺织、食品、机械、证券等行业，获利颇丰，成为1920年代中国著名的实业家。期盼在武汉地区建设一流大学的黎元洪，拿出名下中兴煤矿的十万元股票，作为老家的大学创办基金。

1928年，黎元洪在天津病逝，黎家子女遂遵照父亲生前遗愿，于1933年，扶父母灵柩回武昌安葬，于洪山宝通寺举行了国葬典礼。当时，黎氏兄弟在为父亲寻找墓地，他们表示想把父亲葬在武汉大学新校区内，但校方拒绝了，因为武大建校之初就确定了珞珈山校址内今后永不建设新坟的原则。之后黎氏兄弟便将父亲葬在洪山土公坡之南，今华中师范大学校内。

宋卿体育馆今照

尽管资金困难，校建委始终咬牙坚持，与当时的政府软磨硬泡，尽力完成开尔斯规划的所有建设项目。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，当时校园内尚有多项工程在施工。因为战事，学校西迁四川乐山办学8年，此时新校舍已完成开尔斯总体规划的2/3。

抗战胜利后，国立武汉大学回汉复校，对停工八年多的新校舍建设重新招标。和之前的招标过程相似，即便选了标价最低的公司，仍然超出了校方的预算。最终学校只能删繁就简，将屋顶的琉璃瓦改为造价低廉的青灰色机制平瓦，取消了一切装饰图案，使得作为武汉大学“文、法、理、工、农”五大学院之一的农学院（雅各楼），在其他四兄弟大气华丽的外衣下，显得极为平凡朴素，这种无奈的降格之下，为民国时期的珞珈山校园建设画上了一个略带遗憾的句号。

“每到驿亭先下马，循墙绕柱觅君诗。”说的是白居易每到一个驿站，就要在柱子上找是否有元稹留给自己的诗。如今走在武大校园里，欣赏那些大气美观的民国老建筑时，如果你也寻墙绕柱，便会遇见一些关于出资方、设计师、施工单位、建造日期的纪念性文字。

在武大，不妨试着玩一下在校园里重新发现那些建校先贤的寻宝游戏，从这些暗号里，找寻一个个埋在历史风尘之下的故事。（选自卓尔书店公众号，本文主要参考刘文祥先生的《珞珈筑记》）